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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古代哲学,浅谈明朝哲学发展概况

历史瞬间

02-14 10:21

哲学有着一切科学的总和的美誉。因为哲学来源于对世界的追问和思考,在对于一类的问题人们难以直接给出答案,需要进行此项目专门的研究,这才衍生出了其他的学科,即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

中国作为一个文明古国,在春秋战国时的轴心时代便迸发出大量的哲学家及其代表思想。数千年来还一直影响着我们的行为思考,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而跨度来到明朝,这个思想领域异常的活跃的朝代,其哲学的发展态势又是如何呢?一,明初的理学发展情况

我们可知,在汉朝时期中国“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那以后起,对儒学的改进与探求一直是我国哲学领域的主流。程颐和朱熹就是改造儒学并集大成的哲学家。在明朝建国后,经历了前期的恢复事业后,便开始着手加强各个领域的封建专制统治,思想领域的控制也是其中重要的方面。由于朱元璋宣称朱熹是自己的先祖,实际上他真正的用意是利用儒学来控制读书人的思想,于是程朱理学便是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

明朝人陈鼎对于当时的情况有着以下的描述:“我太祖高皇帝即位之初,首立太学,命许存仁为祭酒,一宗朱子之学。令学者非五经、孔孟之学不读,非濂洛关闽之学不讲。”可见当时的哲学被用作思想的枷锁,缺乏改进的动力。

废黜百家,独尊儒术

在当时的理学主流学派便是薛瑄的河东学派与吴与弼的崇仁学派。

薛瑄,字德温,号敬轩。曾经担任过大理寺卿,礼部侍郎,后来辞官回家,专心讲学。在政治上他倡导以民为本,“自古未有不遂民心而得天下者。”在学术上他十分推崇朱熹,“孔子之后有大功于圣学者,朱子也!”但他也有对于朱熹的一些理论有着自己不同的见解。比如理学倡导静坐参悟,而他却认为求得真理应该通过实践“游程子之门流于老禅者,由致知格物之功未至也。”这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可见其思想并不迂腐,肯定实践的作用。他在世界本源的观点上支持张载的思想“天地之间只有理气而已,其可见者,气也,其不可见者,理也。”但他对于理气的关系上还是陷入了朱熹理本气末的观点,滑向了唯心主义。

吴与弼,号康斋,与薛瑄齐名为南北两位大儒。他一生中只担任了两个月的官,其余时间全部用于讲学。他是朱熹忠实的支持者,极力鼓吹“存天理,去人欲”“人须于贫贱患难上立得脚住,克治粗暴,使心性纯然,上不怨天,下不尤人,物我两忘。”可见他还是拘泥于程朱理学对人性扼杀的桎梏中。但他对于心学也是颇有研究,他在《道中作》里提到“存心含宇宙,不乐复如何”中表达的观点便是宋代陆九渊的“宇宙便是吾心”的思想。黄宗羲也认为“椎轮为大辂之始,增冰为积水之成”将吴与弼看作是明代心学的滥觞。

薛瑄二,明中期心学的发展情况

到了明朝的中后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人们的主体意识增强,开始追求现实中的满足与幸福,这时候一味讲究天理道德的理学便遭到人们的质疑,同时,由于理学自身故步自封,没有紧随时代的发展浪潮,于是心学便在这个时期崛起。

谈起心学,人们往往最先想到的是王阳明,被称作是“中国最后一个圣人”。是他系统的归纳整理了心学,并加以改造发展,使其发扬光大。但需要注意的是,在王阳明之前,还有一位哲学家为心学的发展铺垫了道路,他就是陈献章。

陈献章被世人称作“白沙先生”,他在早年的时候,也是学习的程朱理学,并且受教于当时的理学大师吴与弼。在学习的过程中,他深感程朱理学与现实之间的割裂,并且感到迷惘“叹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但他并没有像其他腐朽的读书人一样画地为牢,而是改变研究的方向,转向合心与理的心学。

陈献章在对于心学的研究中得出了与程朱理学截然不同的观点,他认为,如果将天地与“道”相比,那么“则道为天地之本”元气充塞的天地不过是“太仓之一粟,沧海之一勺耳”这虽然与朱熹的“理在气先”的观点相似,但是他不像朱熹那样,认为“理”是独立于万事万物的独特存在,而是心中具有万事万物。这就表明他从客观唯心主义转向了主观的唯心主义。他还说:“君子一心,万理完具,事物虽多,莫非在我。”这就与陆九渊所说的“心即理”表达的是一个意思,都认为万事万物都是自己本心的产物。

陈献章一生不热衷于科举,也没有做官,但在哲学方面他的思想是熠熠生辉的。是他将吹响了心学复兴的号角,打破了自宋朝以来心学的沉积,结束了程朱理学在思想上的垄断地位“嘉隆而后,笃信程朱,不迁异说者,无复几人矣。”

陈献章书法

1908年,在日本留学的蒋介石对于日本全社会的一个普遍现象十分地震惊,他在日记中写到:“不论是在火车上、电车上或渡轮上,凡是旅行的时候,总看到许多日本人在阅读王阳明的《传习录》。读了之后,就闭目静坐,似乎在聚精会神,思索精义。”

王阳明是何等人物?为什么他的思想能远渡重洋,来到日本并受到众多的追捧?

王阳明,字伯安,明代最著名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家。在他身处的年代,政治黑暗,民不聊生,爆发了多次的农民起义还有藩王造反。而当时的主流程朱理学趋于僵化,一味地空谈道德伦理心性,缺乏实际的作用,对于此,王阳明深感痛心“夫天下之不治,由于士风之衰薄,而士风之衰薄,由于学术之不明。”他决心用他的心学替代程朱理学,作为挽救明朝衰亡的精神武器。他的心学是集前代所有主观唯心主义之大成,主要内容有“心外无物,心外无理”的世界观,“致良知”的认识论,“知行合一”的道德修养论。

他继承了陆九渊的“吾心便是宇宙”的观点,将“心”“良知”等精神意识认为是第一性的,天地万物则是第二性的,他们都是意识派生的产物。《传习录》中记载着他与朋友关于山花的问答便能很好地体现这一思想“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你爱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山花本来是独立于人类的意识而存在的物质,并不因为没有人看他而不存在。王阳明认为物质的存在必须依靠人的主观感觉,这便是彻头彻尾的主观唯心主义观点。关于“心外无理”王阳明则反对程朱理学的“心外有理”论,抨击“析心与理为二”的观点。他认为理是人与生俱来都具备的,寻找这个“理”的方式便是审视自己的内心“物理不外于吾心,外吾心而求物理,无物理矣。遗物理而求吾心,吾心又何物耶?”

王阳明天台山文化

关于认识论,王阳明则推崇“致良知”的方法,他认为人人都有良知,这个良知在当时就指的是封建伦理纲常“见父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弟,见孺子入井自然知恻隐。”致良知的“致”便是指人们修身养性的功夫,通过“致”来审视自己的内心,将良知得以恢复,王阳明认为这样便能使人人按照良知的指引办事,从而净化社会风气。

对于知行合一,便是王阳明思想中最为精彩的部分了。自从朱熹提出了知先行后的方法论后,在士大夫中间便逐渐形成了知而不行的弊病。王阳明所处的时代正是这种“为士者耻言文章行义,居官者耻言政事书判”风气蔓延的时代。对于此,王阳明提出了“知行合一”的观点,强调道德付诸实践的重要性“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了,发动处有不善,就将这不善的念头克倒了。”他的这一学说在强调知行统一,行是人类有目的活动以及认识来自于实践方面有着极其正确的含义。

王阳明的全方面多层次的对心学的发展标志着对儒学的改造完成。儒学开始转向关注社会现实,剖析人自身的本心方面发展,并在日本,韩国,台湾的发展中起到了一个精神催化剂的作用。到了今天,哈佛大学的教授杜维明也由衷地赞叹道“五百年以来,儒家的源头活水来自王阳明,21世纪的精神世界将是王阳明的世纪。”

王阳明三,明后期心学门派的分裂与反理学的斗争

王阳明死后,由于对于他的学说弟子们有着不同的见解,于是分裂了成为了几个门派。比较出名的便是浙中王门、江右王门,和泰州学派。

浙中王门的代表人物是钱德洪,他对于王阳明的学说是一味地坚持,固守师说,认为先天的作用大于后天的作用,主张得到真理的方式还是审视自己的内心。江右王门则被看作心学的正统,其代表人物便是邹守益。

这一派认为“心是天地万物之主”,寻求真理的方式便是“格物”用天理来驱逐心中的恶念,保存心中的善念。泰州学派的代表人物是王艮,虽然他也在王阳明门下学习过,但他没有因循师说,提出了自己独特的见解“百姓日用条理处,即是圣人之条理处”他强调只有符合百姓实际生活需要的学说才能被称之为正统学说。这在当时可谓是超强的思想,也体现了他对封建纲常的挑战。

在明后期出现了一段思想解放的潮流,思想启蒙的萌芽正悄悄地孕育。一部分先进的知识分子开始对封建道德伦理提出质疑,提出了很多解放人性的观点。李贽便是其中的代表之一。他反对儒学的正统地位,强调在时代的变化中不应该吧孔子的言论作为衡量事物的标准,体现了他的反叛精神,同时他还批判了义理对人心的束缚,反对夫权对女子的压迫,强调追求物质生活和享乐的合理性。这些观点针对广泛,言语辛辣,可以视作中国人追求解放的先声。

知行合一结语

通过对明朝哲学发展的纵向概览,我们可以看出在明朝的发展就是由对儒学的刻板坚持,到对儒学的合理改造,最后再到对儒学的质疑和批判。在明朝后期,还出现了难能可贵的伴随着资本主义萌芽的思想解放潮流,那么中国可能在那时就能更快地进入资本主义社会。

可惜的是取代明朝的清朝采取更加高压恐怖的态势扼杀了思想解放的萌芽,使得中国人重新被框在儒学的桎梏里。作为现代人,我们要以更理性的眼光去看待中国的传统儒学,毕竟它在上千年的发展中不断改进,不断接受新事物,其中的智慧也塑造了中华民族的性格。所以在学习古代哲学中,我们要抱着辩证的批判的眼光去看待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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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明史》

·《中国文化史论略》

·《传习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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