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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庙堂到乡野:在多元文化的社会语境中看罗马统治时期的埃及神谕

历史瞬间

02-14 13:05

文:一点史事汇引言

在古埃及当人们遇到生活中的未知问题时会通过向神提问并获取到答案的方式得到“神”的指引,这种神明针对具体问题给出相应的答复即为“神谕”。神可以通过神谕的方式干预人间事务、为人间事务赋予合法性或正当性。

到了新王国时期祭司集团权力膨胀在王权支持的刺激下,神谕得以在埃及各地盛行。到了第二十一王朝由于王权衰落祭司权力失去约束,国王的重大决定也越来越多地取决于神谕的授意,神谕的官方地位空前提升。到了托勒密和罗马统治时期,神谕作为人与神明之间沟通的重要方式整体上不仅没有衰退,反而有进一步蓬勃发展之势并呈现出了新的发展特征。

为消除国家混乱护佑埃及大地和民众,埃及法老在当时举行了“神灵”游行活动,活动中埃及民众可以向神灵“求取神谕”

埃及的“神”在节庆时从神庙中现身游行,其目的是在于消除混乱护佑埃及大地和民众。在神灵的现身游行活动中包含了神庙和世俗社会之间最为重要的互动过程—“求取神谕”。

在此过程中通过作为媒介的神像和祭司民众能够体会到公正,神的形象具有了重要的社会意义不再只是超自然力量的象征。祭司则通过沟通神和人成为凌驾于社会和法律事务之上的神衹权威的调和者,神庙作为“神之家”由于是神谕的最终来源其神圣的权威也因此得以巩固。

从法老时期直到罗马埃及末期保持了连续在节庆游行中求取神谕的盛行。托勒密和罗马时期的神谕在内容上更多的是关注世俗的问题。

世俗体纸草文献中记载:“一位叫提亚泰奈色的妇女向女神“伊西斯,阿皮斯之母”询问一位男性是否因为神的愤怒或力量而受到折磨,阿泰夫纳赫特则询问“奥西里斯一阿皮斯,伟大的“神”和“女神”出售一头健壮的驴和它的母亲的时机是否适当。”

尽管托勒密和罗马埃及时期人们对求取神谕的形式和神谕问题的内容都延续了法老埃及时的传统,但在托勒密时期一种新的神谕问题格式发展了起来,这类神谕将问题写在两片纸草上通常会得到一个问题一正一反的两种回答。

神灵通过选出其中一个签来告知求谕者自己的意见,这种“是非型”的神谕在新王国时期已有雏形,但发展的极不充分。在求取神谕活动的盛行中不仅可以从遍布埃及数量众多的纸草文献中证明,同时禁止求神谕的敕令也从另一方面反映了直到罗马时期这一行为仍然极为风靡。

希腊人到来之后,神谕涉及的神衹和书写神谕所使用的语言表现出明显的希腊化影响。最早的世俗体的神谕问题都是向埃及神提出的。在亚历山大之后大部分托勒密时代的神谕签都出自“法雍”,所求的神是索白克它的名字常以希腊文的形式出现。

他们之所以用希腊文写神谕问题是因为在这一地区马其顿希腊移民较多,在埃及神谕迅速拥有了更多腊语的新“客户”的同时希腊语也因此成为高教育水平阶层所使用的语言,神灵也理所当然的被认为是具有较高社会地位阶层的世界的一部分。

由于托勒密王朝前期宗教发展的政策忽视了埃及的传统宗教,使得“神谕”在政治上逐渐失去了官方地位

到了新王国时期国王不仅通过举行一系列仪式来获得增强王权的合法性,而且同样通过求取神谕来达成王权的合法性。在卡尔纳克神庙墙壁上的浮雕和铭文中留下了哈特谢普苏特和其他数位新王国时期的法老在神像游行的过程中在神庙内的至圣所中获得神谕对统治权认可的记录。

后期埃及时期的神谕在王朝政治生活中的地位更是史无前例,但在托勒密和罗马时期国王以及其他王室成员获取神谕的情景几乎完全消失,只剩下地方神庙举行的神像游行中民众求取神谕的记录,这种情况的出现与当时国家的宗教政策密切相关。

托勒密王朝前期的宗教政策是通过建立对王室的集体崇拜来神化马其顿王权的同时忽视了埃及的传统宗教,并试图以主导地位创造新的混合神崇拜以此来获得埃及人对新政权统治的认可。在这种政策之下,法老时期只是具有神性的国王,王权的神圣和合法性都由身为神的国王本人赋予,托勒密新君的登基可被视为是神圣的王权在父神与子神之间传递。

罗马人则在托勒密王朝宗教政策的基础上增加了皇帝崇拜,但罗马皇帝是以埃及法老的传统形式出现的。直到基督教被奉为帝国唯一合法宗教之前罗马人通过种种方式大幅度削弱埃及神庙的经济力量,在宗教观念和实践方面并未过多干涉。

在民间层面由于神谕可以满足民众对日常生活中许多问题的预测需求,但有可能成为“妖言惑众”、威胁帝国统治的工具。因此神谕在政治上逐渐失去官方地位。且罗马埃及的法律体系延续了托勒密晚期以来的专业化趋势和世俗性,神谕在其中没有了立足之地,这是托勒密和罗马埃及政治发展的自然结果。

随着官方对神像游行活动的资助大幅度减少导致游行无法照例举行,由此使民众求取神谕的方式发生了改变,神谕也开始向“世俗化"和"民主化"发展

托勒密时期出于增加收入并打压埃及祭司传统势力的考量,王室对埃及神庙的控制相比于法老时期大大加强诸多原属神庙经济的项目由王室接手并垄断专营。尽管王室仍时有对神庙的捐赠但神庙需要开拓新的收入来源,所以神谕求取从法老时期基本只在定期举行的节庆神衹游行的过程中才会发生,因此神谕求取转变为神庙提供的一种常规的收费服务。一位母亲在写给其子的一封信中说:“不要以为我忽视了你。每十天我都会就关于你的事求神谕。当我发现好运不会关照你时,便不会写信给你。”

显然到神庙求取神谕已经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但由于神像游行耗资不菲尤其是在官方对神庙的资助大幅度降低的情况下游行频率无法大幅提升。因此日常求取神谕的地点也发生改变,除了在节日游行求取神谕的发生地,在非节日游行的时间,许多神谕求取的地点都设置在神庙的正后方区域。

对于平时无法进入神庙接近神灵的普通民众来说神庙背后的区域是距离神灵最近的地方。无论是在神庙圣道区域还是神庙背后的墙外均属于神圣的范围,民众将写好的神谕问题置于其内由求取神谕者或祭司代为读出。

在托勒密和罗马时期神庙日益困顿的处境和神庙神谕的世俗化趋势,刺激了一种摆脱以神庙为中心求取神谕的离心倾向。公元三世纪时期,埃及开始流行一种“拯救之书”。这是一种可以自助获得神谕的文本,集成了大量常用、典型的神谕问题和回答,这种类型的神谕集成又被称为“书谕”。

其内容与之前历史时期中“签谕”的涉及范围基本一致,既说明了这些问题的代表性也表明了所谓的“书谕”并非全新的神谕形式而是埃及“签谕”罗马时代的一种新的发展形态。通过这种方式人们可以不必前往神庙,而是只付一次费用即可在相关人员的指导下自行实现不限次数求取神谕的目的,这种书成为价格昂贵的神庙神谕流行的替代品。

这意味着人与神沟通的地点和方式不再局限于在神庙区域与神面对面交流而是聚焦于文本。对神谕问题答案的解释不再依赖于祭司的宗教权威性而是取决于求取神谕者自身的文化水平。这种神谕之书自身相应地开始具有神圣性成为可以随身携带的移动神庙,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被视为埃及宗教在这一时期正典化的一种方式。

除神谕之外还有一些仪式的举行也从神庙转移到了私人的宅院。一种从专注于神庙到熟悉私人神谕和仪式的转变。托勒密和罗马埃及的这种获取神谕和举行仪式的私人化现象,标志着由神庙垄断到每个人皆可自由获取的“民主化”演变得以完成。

神庙及其代表的传统埃及宗教理念和崇拜活动,即使在面临资助骤降的困顿和日益平民化的宗教活动竞争中仍维持着私人个体的神圣性和其存在的社会意义,仍受到一部分民众的认可。因此在托勒密和罗马时期,神谕表现出以神庙为代表的传统宗教实践的继续发展和偏离这一轨道而另起炉灶的宗教民主化趋势的两条平行发展的线索。

神谕的官方地位下降却在大众中得以盛行,由于当时人口流动性的大幅度增加社会的不安定性增加了这个时代民众的普遍焦虑。“神庙”作为中介减弱人与神之间直接沟通的这一障碍逐渐松动,神谕的民主化进程预示着人可以直接受到“天启”的神教时代即将到来。

参考历史文献:

《古代埃及的神谕审判》

《古埃及史》

《古埃及的咒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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