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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南北朝:商品经济和传统市场的发展

历史瞬间

02-14 13:05

魏晋南北朝时期,因为战乱,北方确实出现过商品经济和传统市场萎缩的时段和地区。但若将北魏中期以后的北方、东晋南朝的南方和两汉相比,非但差距不大,甚至还略有发展。原因在于魏孝文帝改革后,北方农业领域又成为小农经济的天下;这一时期农业生产非但没有倒退,生产力还略有提高;地主土地上租佃制仍占主导地位。即便地主庄园,也有产品不断流向市场,和市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笼统地说魏晋南北朝商品经济和传统市场萎缩是不确切的。

商品货币经济和传统市场萎缩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时代特征之一

其一,建安九年,当曹操基本上消灭袁氏势力,占有邺城后,一改两汉推行将近400年的赋税制度,田租保留,额度略有变更,由三十税一的分成制改为亩收四升、一说四斗的定额制;昔日征收货币的人头税算赋口赋,改为按户征收,且征收实物。也就是说,两汉时以征收货币为主的赋税,由此改为全部征收实物。

其二,文帝曹丕黄初二年,废除了自汉武帝以来基本上通行全国的五铢钱,诏令民间以谷帛为市。谷帛代替货币,具备了价格尺度的功能。

这两个变革都有着深远的历史影响。前者迅速演变为田租户调制,直至两税法实施后才退出历史舞台,在中国封建社会施行了将近6个世纪。后者影响也不可忽视,虽然距文帝废钱不过五六个年头,明帝曹在太和元年又恢复了五铢钱,封建政府也铸了一些钱,效果却极不理想。看来即便恢复了五铢钱,也没有改变货币、谷帛杂用的状况。

商品经济和传统市场之所以萎缩的原因

其一,战乱。更有一些学者认为战乱毁坏了一切,人口骤减,加以落后于汉族的诸少数民族入主中原,耕作方式由昔日的精耕细作而流于粗放,出现了历史的大倒退。这在北方尤为明显。

其二,士族地主占统治地位及与此相适应的庄园经济盛行的结果。士族地主占有大量土地和依附农民,采用庄园经济或称田墅经济、田庄经济的模式配置其土地和劳动力,进行农林牧副渔多种经营,过着高度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生活,

士族地主的庄园经济及当时商品经济和传统市场的实际情况

魏晋南北朝时期,南方始终是汉族统治者的天下,无论政治或经济,都是沿着秦汉以来的轨迹前进的。当西汉进入鼎盛,商品经济和传统市场令人钦羡之时,长江以南除成都平原外,辽阔的荆、扬两州还谈不上商品经济和传统市场。

东汉时期,荆、扬两州略有变化,但体现在点上,尚谈不上面,其商品经济和传统市场也难以和中原同日而语。吴国统治时期,随着荆、扬两地的初步开发,其商品经济和传统市场开始引人注意了,此时正是吴姓士族形成和确立的时期。吴姓士族具有北方士族的特征,许多学者认为他们是用庄园经济的模式来配置其土地和劳动力的。

社会经济的繁荣促进市场的发展

在南北两支劳动大军的努力下,在南方少数民族的贡献下,东晋南朝的社会经济的发展十分明显,商品经济和传统市场与此同步,也有明显的发展。原来的州府重镇差不多都成了商业颇为发达的城市。建康是南方的政治中心,也是南方的经济中心,是商贾云集之地,吴国时期,建康只有大市和东市两大市场,东晋南朝时期,又增加了北市、斗场市和肇建市三个大市场,此外还有许多小市。秦淮河两岸成为繁华的商业区,城郊及其他各地的草市也纷纷兴起。

三吴经济发展最快,是我国封建社会中新出现的经济中心,也是当时城市最集中的地方,长江中游的襄阳、江陵、长沙、豫章、夏口、阳等地也相当著名。此外,新安、永嘉、建安、遂安、鄱阳、九江、临川、庐陵、南康、宜春等地,这些地方的商业活动已是可观,妇女还大都是从事小商贩的能手,昔日蛮荒之地的南海和交趾。尤其是南海,凭借其政治和地理优势,更成为新兴的对外贸易中心,是贪官污吏争逐的肥缺。

商税成为封建政府的重要财源

随着商业的发展,除了秦汉以来的市租、关津税等外,东晋南朝又出现了一些新的税种。最著名的有估税、桁渡税和埭税。估税实际上是交易税,值百抽四,始于东晋。桁渡税和埭税是商品摆渡越埭时所收的过境税,和关津税差不多。南齐时西陵埭每天收入3500钱,那么一年就超过百万。西陵戍主杜元懿粗略估计,若稍加提高,又可增加百余万文,浦阳南北埭和柳津四埭等也可增加400余万文。商税成为封建政府的重要财源,以致北魏使者甄琛竟把它与北魏的田租户调相提并论。

东晋南朝时期,拥资百万,数百万甚至巨万的富商大贾为数不少。他们交结权贵,他们长袖善舞,他们骄奢淫逸,富等公侯,商人之富诱惑着达官贵人,官僚经商承袭西晋以来的风气进一步发展。

王朝崩溃并没有使商品经济和传统市场萎缩

西晋王朝崩溃后,北方成为内迁诸少数民族统治者横行的地盘。他们有的已经农业定居,更多的过着半农半牧或游牧生活,生产力和生产方式均比汉族落后,北方社会经济的恢复曲折复杂,士族地主的地位变易不定。直到魏孝文帝改革,其特权才得到保障。按常理来推断,此时北方的商品经济和传统市场也应该萎缩,然而实际情况是与社会经济的恢复同步前进。《洛阳伽蓝记》记载,洛阳城西有周围八里的洛阳大市,按行业分类,有通商、达货、调音、乐律、退酤,治觞、慈孝、奉终、财、金肆等10个大商业区;城东有洛阳小市,专卖南方水产,又叫鱼鳖市,还有一个马市;城南有四通市,是域外商人集中之地,同时专卖本地水产,又叫永桥市。

北齐晚年,为解决财政危机,公开卖官,州牧郡守可买,他们的僚属也可买,结果州县职司,多出富商大贾,竟为贪纵,人不聊生。说明周、齐对峙时,富商大贾也犹如过江之鲫。北方最著名的大商人是北魏中期的刘整,"海内之货,咸萃其庭,产匹铜山,家藏金穴",在各州镇及著名的郡治几乎都有他的商号,居然操纵了物价。若非各地联系加强,刘整藏镪巨万,商品堆积如山,恐怕他是很难如此的。

士族地主并不是魏晋南北朝商品经济和传统市场萎缩的根源

历史的实际是北方历尽曲折,商品经济和传统市场在魏孝文帝改革后,出现了恢复的局面;南方则继承了两汉以来的趋势,商品经济和传统市场从无到有,逐步走向了繁荣。就东晋南朝及北魏中期以后的商品经济和传统市场而言,与两汉相比,恐怕很难说有多大的差距,甚至某些方面还略有发展。因此,笼统地说魏晋南北朝商品经济和传统市场萎缩,亦不确切。

魏晋南北朝时期,南方是小农经济的天下,应该没有什么疑义。北方则颇为曲折,本时期西北边缘地区内徙中原的少数民族之多,在中国历史上是仅见的。随着他们相继建立政权,也将其落后的生产方式带入了中原。昔日传统的农业区荒无人烟或成了牧场。与此具来的是战乱不已,一波接一波的动乱使农业生产及社会经济遭受了巨大的破坏,也严重地摧残了商品经济。在此过程中,有两点情况值得注意,并应予必要的估价。

其一,从匈奴汉国起,就在其统治的腹心地区采取了胡汉分治的政策。

其二,按照历史的永恒规律,野蛮的征服者终将被他们所征服的先进民族的先进文明所征服,甚至最终不得不采用先进民族的语言。

魏晋南北朝时期,农业生产力略有提高

首先,早于欧洲1000余年的先进炼钢法———横法钢普及了,产量大有提高。横法钢汉族工匠会,少数民族工匠也会,纂毋怀文和叱干阿利便是北方著名的炼钢能手。产量提高使横法钢除了制作武器外,还可制作工具和农具。

其次,出现了一些新的农具,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翻车和齐人蔚犁。翻车为三国时马钧发明,是一种新的提灌工具,相当精巧。齐人蔚犁见于《齐民要术·耕田》,特点是"柔便",仅须一人一牛,适宜于山区和小块土地。

战国秦汉时期,商品经济非常发达

在生产力提高的基础上,小农经济日趋成熟密不可分的。以一家一户为生产单位的小农经济,是当时经济结构中最主要的成分,起有决定性作用,既是封建地主制经济的基础,也是封建自然经济的基础。从事商品生产的农民固然离不开市场,自给性生产的农民也必然和市场有着程度不同的联系。因为在维持再生产和基本生活时,有些必需品他们并不能自己制造,诸如铁农具、食盐和陶器等。因此,市场上大宗的商品只能是农副产品。土特产品、以及生活和生产不可或缺的必需品,而不是其他。魏晋南北朝也是如此。

东汉时期庄园的兴起

东汉时随着地主经济的发展,庄园也有发展并不足为奇,但并没有改变租佃关系占主导地位的格局。简而言之,魏晋南北朝时期地主配置其土地和劳动力的模式和两汉基本上是一样的,没有本质的差异。这些庄园虽然从事自给性生产,却和市场仍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不断地把自己生产的产品或农民的产品投向市场,进行交换。

这实质上是在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尚未充分发达起来时,地主们垄断其势力范围内的商业活动而已。众所周知,东晋南朝占山护泽的活动相当突出,北朝也无例外,隋文帝登基后适应这一形势,不得不诏令开放山林川泽。其间不乏有将山林川泽开发为良田的,更多的却是为了掠夺自然富源,将其作为商品出售,牟取暴利。在东晋南朝的占山护泽活动中,屯、墅、邸、冶、传、肆、署等是常见名称,其中邸、冶、传、肆等便和商业活动有关。

结语

商品经济和货币的关系十分密切,几乎是一辆车子的两个轮子。首先值得考虑的是统一货币的出现和流通与商品经济有关,但必须有全国统一和强有力的中央政府作后盾。魏晋南北朝时期,确实出现过商品经济和传统市场萎缩的时段和地域,但主要是在北方,主要是三次大战乱造成的。我国封建社会,在正常的情况下,商品经济和传统市场的发展与繁荣,和社会经济状况成正比,魏晋南北朝也无例外。魏孝文帝改革后,北方社会经济恢复了,商品经济和传统市场同时也就进入了恢复的阶段。本时期的南方则承袭了两汉以来的趋势,有明显的发展,三吴终于成了我国封建社会中新生的经济重心,商品经济和传统市场也从无到有,并逐步走向了繁荣。就北魏中期以后及东晋南朝的商品经济和传统市场而言,并不比两汉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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